三、实践--认识--再实践--再认识的过程。

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，更是一个人口大国。农村改革的工作，触动的是国家的根本，触动的是千家万户的神经。从改革的发起到推行，再到向更深、更广发展，最后形成国家农村政策的一项基本制度，其中集中体现了当时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宝贵品质，集中体现了党充分尊重人民群众意愿，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科学态度和做法。

1、“真理标准讨论”开启了实践之门。1978年5月11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。随即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讨论开展起来。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彻底否定“两个凡是”的方针，重新确立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，把真理标准讨论进一步推向深入。在这个大环境中，定西地区同全国一样，也分两个阶段开展了不断深入的真理标准讨论。在认真讨论、检查总结定西建国以来农业生产上的经验教训时，认为主要是搞了“一大二公”等“左”的一套做法，在指导农业生产上不顾定西实际，违背了因地制宜的原则。真理标准的讨论，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束缚，使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从“左”的阴影摆脱出来，为全面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和推行农村改革奠定了了思想基础，开启了实践之门。

2、放宽小自由，分组作业，实行分组作业、联产计酬的初步实践。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农村改革的号角后，放宽小自由，实行分组作业、联产计酬，一下子冲破了“一大二公”体制的束缚，农民对土地的热情仿佛一夜之间被激发出来。但是，在刚开始的时候，在制定政策，放宽小自由程度，划小生产队规模，划分作业组上，从中央到地方都保持了一种慎之又慎的态度。1979年3月地委还坚决强调自留地要按照中央规定的百分之五到七，不允许扩大和转让，饲料地要按省委规定可按相当于生产队总数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一、二、三，个别地方多划和扩大了数量的，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规定，改正过来。作业组奖励部分不要太高，一般是超产部分的百分之二十到五十，更不能搞全奖全罚。但是，经过短短不到半年时间的实践，在群众迫切需要获得更大解放的呼声中，地委经过调查研究，于1979年9月在向省委呈报 “关于改变定西地区低产贫困面貌的请示报告”中请求提出，一是地留地、饲料地将控制在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五内划分。二是生产队规模确实过大的可适当划小，具体划分由县委掌握，个别审批。三是实行联系产量，计算报酬生产责任制的作业组，可以多奖少罚，或全奖少罚，条件太差的队可以实行责任田。在群众的不断要求下，在地委积极贯彻执行政策下，至1980年4月，全区给社员划分自留地和饲料地达到了生产队总耕地面积的14%，这与原来政策相比，数量增加了一倍，生产队规模普遍划小，增加了4700多个，并且搞了多种形式的责任制。

3、从联产计酬作业组到包产到户的嬗变。陇西县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的包产到户，是当时定西地区最早试行包产到户的地方。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小生队会产生一种开历史先河的举动呢，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。陇西党史资料记述：红崖湾生产队当时只有12户53人，其中11户都姓何，都是一个祖父的后代，并且7户是亲兄弟，老三是队长，老五是会计。这样一个生产队，生产长期搞不好，是全县有名的困难队、落后队、“烂包”队。1978年春耕在即，但备耕、开耕均没人，都逃荒跑光了。时任公社书记袁志茂亲自赴这个队蹲点，亲眼目睹了土地荒芜，人口饥荒外流，耕畜死亡瘦弱的景象后，痛切地感到面临的严峻形势。面对这种景象，在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使下，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搞包产到户。随即他向时任县委书记张自强汇报并得到了支持。很快，红崖湾生产队的将耕地和耕畜秘密划分到户，并约法三章：一是对外绝对保密；二是翌年夏收交清公购粮；三是翌年不吃回销粮。解答在当时这一属于“惊天动地”举动的深层原因及历史意义，我们可以从常孝行1979年7月《走访红崖湾》一文中记录袁志茂的一段谈话中窥见一斑：“去年十月、、、、、、我们在红崖湾试点给分田到户”，“可全县其它公社都不敢动，怕分了地犯错误！”“把土地、牲口分开了，虽然县委没批评，可我心里总是没底子，手上捏着两把汗，压力很大呀！但我总认为咱们现在实行的是个人责任制和分田单干还不一样，关键是生产资料公有制。不管怎么样叫不能叫群众吃亏。试验一年再说，我想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并不是资本主义，劳动中的一窝蜂、大呼隆的干法并不是社会主义，现在报纸上不是正讨论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’嘛！”

全区的包产到户的正式实行，可以说是以1980年7月1日中共定西地委印发《关于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为标志的。但回顾之前，在1980年1月“地委关于水川阴湿地区农业会议情况报告”中还强调，“不允许分田单干。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、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，也不要包产到户”。在1980年4月地委书记黎中关于加强领导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发言中，指出在全区已有327个队搞了包产到户的基础上，我们在边远山区、交通不便的单庄独户，搞包产到户，那是可以控制的，但是如果千家万户行动起来，刮起了单干风，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。到了5月，中央领导做出关于“在地广人稀、经济落后、生活贫困的地区，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”的指示后，地委经过调查，于7月召开全委扩大会议，通过了《关于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。后中央于9月又下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和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》的文件，至此，从中央到地方，才肯定了包产到户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在中央和省地委关于包产到户政策出台后，全区绝大部分干部和农民群众非常高兴，已经搞了的放了心，没有搞的积极搞了起来，但也有不同认识，特别是在部分干部中有争论，有的说“旧社会单干多少年都没见农民都富起来”，有的说“搞包产到户农田基本建设怎么干”有的说“等红头文件来了再干，不要抢先”等等。针对这些反映，地委强调要通过实践进行调查研究，在实践的过程中统一认识。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，通过实践和调查，大家逐渐明确了农民为什么选择包产到户责任制的道理。

发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，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。其伟大的实践意义和历史意义，已被载入党的史册。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，再一次找寻其中折射出的尊重实践、尊重人民群众意愿、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，开展调查研究的宝贵精神，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，以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工作，取得更大的成绩是不无裨益的。

来源：定西市委党史研究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