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顾历史，中国自1978年以来30余年的改革是由农村起步的，而农村改革的起点正是包产到户。“交够国家的，留足集体的，剩下的全是自己的”，中国农民长期受“大锅饭”“平均主义”压抑的生产积极性，在这几句朴素话语的鼓舞下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爆发，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奇迹般地解决了困扰中国上千年的吃饭问题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农村土地经历了四次大的变革：一是土地改革，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为农民土地所有制。农民既获得了土地所有权，也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。这次改革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。二是1951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，变土地的农民个人私有为集体所有，实行统一经营，按劳分配，旨在完成土地制度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，但这项改革在后期过于急促和粗糙,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，生产力也遭到破坏。三是1958年开始的“大跃进”和“人民公社化”运动，将土地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变为人民公社所有制，并由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》将这种土地制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下来，农民完全丧失了土地的所有权、使用权和经营权。四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其显著特点是“集体所有，分户经营”，将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离开来。并在1982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和1986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的规定中，使这一制度更加明确。

1978年12月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。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。并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：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，按照劳动的数量和产量计算报酬，克服平均主义；社员自留地、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，任何人不得干涉。之后于1979年1月11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》（草案）和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》（试行草案），规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25项政策措施（包括建立生产责任制）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部署。

1979年1月7日，甘肃省委、省革委会制定公布了《当前关于农村经济工作十个问题的试行规定》。强调要普遍推行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，主要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生产上“一窝蜂”、分配上吃“大锅饭”的问题。

1979年4月，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，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》，指出，对农业和领导，一定要从实际出发，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，按照群众利益办事，坚持民主办社的原则，尊重和保护社员群众的民主权利，决不能滥用行政命令，决不能搞瞎指挥和不顾复杂情况的“一刀切”。

1979年1月，撤销定西地区革命委员会，恢复定西地区行政公署，并与地委分设。自此，中共定西地委、定西地区行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下，领导全区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时期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，定西80年代农村改革拉开了序幕。

一、执行农村政策，放宽“小自由”，划小核算单位，划分作业组，实行以联产计酬为主的多种责任制。

1979年2月6日，地委召开工作会议，传达贯彻中央会议精神和省委规定精神，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。会议要求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到全区各行各业，并结合实际，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。集中精神，把农业搞上去。地委工作会议之后，各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，落实省委、省革委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《十条》决定，保护人民公社生产大队、生产队的所有权、自主权，切实减轻农民负担，克服平均主义、大锅饭，允许农业发展自留地、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，使饱受“文革”之苦的广大农民群众得到休养生息。

之后于3月，地委又召开各县委书记参加的座谈会，着重讨论研究贯彻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意见。会上，地委书记黎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：地委坚决拥护中央和省委的规定，地留地可划到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，饲料地可按相当于生产队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一、二、三，划给小片荒地和闲散地。划分作业组，建立责任制，按照省委规定，要在“生产队统一生产计划，统一劳动管理，统一分配的前提下”，普遍推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。在地委统一安排部署下，定西地区开始了以放宽小自由，划小核算单位，实行分组作业，实行各种责任制的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。

在地委的领导下，全区各县相继都在三、四月间召开四级干部会议，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及地委会议精神的基础上，开始了具体工作的开展。定西县首先在鲁家沟公社、石泉公社的57个生产队实行分组作业，定额管理；农、工、副专业组；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；分组大包干；责任到人，田头估产、评定奖惩等五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。至11月底，全县实行“三包一奖”生产责任制的有172个生产队，535个作业组，实行“大包干”生产责任制的有1262个生产队，3732个作业组，搞农、工、副专业组的有69个生产队，226个作业组。通渭县调整部分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规模，扩大了社员自留地，给每个农业人口增划自留地0.12亩，计5.9万亩，有条件还给社员划了栽树种草的荒山荒坡，建立了联产计酬的各种责任制。陇西县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里，全县划分的自留地、饲料地、植树造林耕地占到总耕地面积的10%，其中相当一部分生产队的“小自由”面积普遍超过了政策允许的范围；全县增划51个生产大队，生产队普遍实行分组作业，实行“三定一奖惩”或“五定一奖惩”责任制，并在后来又在有的公社发展成为全奖全罚；试行推行“大包干”和责任田。临洮县首先在上梁公社杜家沟等四个大队的18个生产队中划分了44个长年固定作业组，建立起了“包工到组，联系产量计算报酬”的“四定”责任制，实行了以人定地、以地定产、以产定工，按劳分配、多劳多得、少劳少得的原则；对没有划分固定作业组的8个生产队也普遍加强了定额管理，实行了小段包工，严格评工记分制度，口粮分配一律采取了“按劳分配加照顾”的办法。渭源县在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普遍实行定额管理，普遍实行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办法，加强生产责任制，积极推行“三定一奖”管理制度等。漳县在划分作业组、联产计酬中，规定划不划组由群众决定，10户左右的队不划组，产量要承包，土地、劳力、畜力、农具要固定。5月底，全县995个生产队中已有729个划了作业组，占生产队总数的74%，划作业组2128个。岷县在全县1773个生产队中，有1754个实行了分组作业生产责任制，实施“五定一奖”（定亩数、定人员、定亩产量、定工分、定管理，超产奖励、减产处罚）。

1980年1月9日，地行、行署召开全区水川区二阴地区农业会议。会议围绕“在农为主，农林牧并举全面发展”的方针，集中讨论了落实政策，充分调动生产队和社员群众的积极性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，普遍推行联产责任制，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；落实放宽“小自由”的政策。会议提出，实行责任田，只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，坚持按劳分配的两条原则，有利于调动生产队和社员的积极性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都可以大胆地试验。

截止1980年4月，全区推行各种责任制的类型主要有四种:1、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，包工到作业组，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，实行超产奖励。2、分组作业大包干。即在生产落后，收入水平很，长期靠吃国家返销粮过日子的后进队和穷队，把土地、劳力、耕畜、农具合理搭配固定到组，作业组包产量、包征购、包集体提留、包费用开支，其余产口均由各作业组自行分配到社员家户。3、有些生产队规模不大，班子比较强，管理水平也比较高，生产一直搞的比较好，不愿划分常年固定作业组，只要求临时性、季节性的作业组，实行小段包工，直接派工派活，或其他行之有效的责任制。4、实行责任田。即在坚持生产队生产资料所有权、统一计划种植权、统一核算分配权不变的情况下，对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的一部分或大部分，在生产队统一播种后，把土地按劳力划分成小段，整个田间管理包工到劳，按定产记工，实行超产奖励。

截止1980年4月，全区（原区划）放宽“小自由”，给社员划自留地、饲料地150万亩，占总耕地面积的14%，同时，有条件的地方还给社员划了荒山、荒坡造林等地12万多亩；较大地调整了生产队的规模，生产队总数由1978年底的12791个增加到17493个，增加了4700多个；根据群众意愿，建立了以大包干作业组为主要形式的多种生产责任制，实行联产计酬作业组的生产队共8023个，占生产队总数的45.7%，没有搞联产计酬责任制的队，有的搞小段承包、分组作业、定额计酬，普遍加强了经营管理。另外，全区还有2961个队，搞了责任田221000多亩。

各种生产责任制的建立，已经在当年的春耕生产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，得到大家的一致公认。